二是分批次征地申请得到批准。

拉班德的宪法学思想颇为丰富，具有理论构成形态的学说主要有以下这些。他彻底撇开了残存在格贝尔那里的社会认识视点，进一步将格贝尔的宪法理论加以法逻辑意义上的纯净化，把宪法结构纯粹作为法逻辑结构加以把握。

正像后世的耶利内克所言：如果说莫尔是自由主义国家思想的先导者，那么布隆奇利就是这种思想的普及者。[1] 既然如此，思考或解决现代我国宪法中的一些观念问题，其实可以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追寻得一些机要。[7] 其法哲学的代表著是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 nach geschtilicher Puscht， 2 Bde.， 1930-1933. [8]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12] 有关莫尔的法治主义思想，各参见陈新民，前引书，第13页以下。[12]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德国也可以说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形成的。

但拉班德并不以议会主义的立宪体制为前提，而是以官僚制的立宪体制为依归。面对当时德国自由法学的潮流以及司法批判的运动，拉班德俨然说道：所谓裁判这一东西，无须因变荡的时流，特定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团体的压力倾向所动。在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中，公安局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因未履行告知相对人有权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的法定程序，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6]。

社保部门扣发退休养老金时，未告知相对人有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可以发表意见权利。谢国英等诉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纠纷案，厦门市湖里区法院（2011）湖行初字第14号。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次第实施的时间里，很多可能被适用行政处罚程序的行政行为，被有意无意地挤压到尚未有行政许可程序或者行政强制程序的行政行为行列之中，从而排除了程序约束。[26]参见赖永东与福建省平和县运输管理所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漳州市中级法院（2008）漳行终字第74号。

但是，有的州行政程序法典早于联邦行政程序立法。例如，工伤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属于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执法行为，劳动部门和法院适用了相应的程序规范条款。

简言之，行政机关、法院认为错误执法行为没有法定的纠错程序，也就不涉及违反程序。加州成为州立法的样板，是其他14个州行政程序立法的模范[2]。首先，地方行政程序法较早介入了行政强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国土局启动行政纠错程序自我纠错，严格遵循了立案、调查、告知、处理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因此新的行政裁决决定并无不当。

这10个案例所指出的程序瑕疵内容，在其他的行政判决书中很可能被认定为严重违法，可能被判决撤销行政决定或确认违法，并判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由统一州法委员会起草的《标准州行政程序法》共有1946年、1961年、1981年、2010年四个版本，各州的经验也被整合进入断续更新的版本之中。相对人认为人事厅违反广西程序规定第25条：行政机关应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办理事项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书面送达相对人，不同意的，还应当载明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的书面送达、告知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救济权利的规定。可见，地方行政与地方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19]参见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版，页127。从民主视角看，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做出的对话和沟通的动态机制，即做出具体行政决定和公共决策的透明性和参与性。

林修金诉漳平市水利局水利行政撤销案，龙岩市中级法院（2004）岩行初字第1号。[20]参见刘仕学诉邵东县黑田铺乡益盛木材加工厂等确认案，邵阳市中级法院（2012）邵中行终字第41号。

第71条计3次，内容是错误执法的主动改正以及变更、撤销决定的做出和送达。其中，法院明确适用广西程序规定的有7个案例，原告提出适用的有3个案例，被告提出适用的有1个案例，检察院提出适用的有1个案例。[41]参见刘锦雀诉翔安区大嶝街道办事处其他城建纠纷案，厦门市翔安区法院（2012）翔行初字第9号。湖南程序规定共有178条，5年间发生的41个案例中至少合计适用了26个条文。该乡提供的现场勘验笔录没有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签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73条之规定，因此判决撤销行政处理决定。[24]参见合浦县乌家镇西大村民委员会大陂头村民小组与合浦县人民政府等林地权属行政裁决纠纷案，北海市中级法院（2012）北行终字第20号。

日本于1994年10月1日实施《行政程序法》，第38条（2006年修订版，第46条）规定了地方公共团体有及时制定行政程序条例的最低限度义务。人力社保局在工伤认定调查时，未予说明不予采纳相对人主张和证据的理由，被判决撤销行政决定。

福建程序规定规定了区域管辖、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第8条第2款还规定了级别管辖和委托管辖，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办理下级执法机关管辖的执法事项，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执法事项委托下级执法机关办理。公安局违反了福程序规定第37条的程序规则，在行政决定中未告知原告申请复议权和诉权。

例如，在扣发退休养老金的行政纠纷中，法院参照第54条，认为该行为是社保部门作出的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执法行为，即受案范围[48]。截至2013年末，北大法宝数据库只记录了《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广西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以下分别简称福建程序规定、广西程序规定、湖南程序规定）三件地方立法在行政诉讼中适用的84个案例。

法院在审判中较好地维护了程序原则。乡政府在当事人对土地权属争议的主要事尚存分歧时，没有进行公开审理，只进行了部分调查，没有进行调解工作，法院认定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行政裁决并重做。但是，法院认定，相对人违法载客营运的事实有乘客的证言互相印证，足以认定行为违法。上文所举10个行政程序轻微瑕疵案例中，有9个被判决维持原行政决定（含2个驳回诉讼请求），即程序轻微瑕疵不被认为实质违法。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在福建某案中，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撤销住宅建设许可证的程序严重违反了福建程序规定第21-27条，没有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回避审查、出具调查报告、做出处理决定等法定程序，并且公告内容违反法律规定。

 （二）程序形式主义的坚守 形式要素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行政决定被维持，但是这种程序争议和主张，无疑有助于推动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建立。

在卫生监督检查中，卫生局没有依照广西程序规定第54条关于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给行政相对人的规定，法院认为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原则。程序起到了束缚行政权力的功能，法定程序对避免行政权力干涉起到了作用，地方行政程序法抑制了地方行政权力对地方司法的恣意干预。

透过与之关涉的批量性的行政诉讼案例研究，可以观察到当事人、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律师对实体性的行政执法职权、执法形式、证据获取、轻微瑕疵程序、内部程序以及程序权利等问题的不同主张和认识，进而评估这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有效实施状况。[35]参见长汀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与林建荣撤销机动车驾驶证决定纠纷上诉案，龙岩市中级法院（2003）岩行终字第58号。在另一案中，相对人根据湖南程序规定第174条规定的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内的期间计算方法，认为国土资源局告知举行听证权利的时限超过7日，属程序违法。统计的目的，是看哪些程序条款可能更重要，哪些条款最不被遵守或者最存在争议。

截至2013年末，湖南省共有41个行政诉讼案件涉及到湖南程序规定。例如，城建局认为拆除城市规划区内擅自建设的养鸡棚所进行的立案调查、现场勘察，符合广西程序规定第27-29条规定的登记立案、调查取证和处理的程序[38]。

例如，某案的争点是公安部门撤销机动车驾驶证决定是否合法，法院认为所送达的撤销决定书没有如不服本决定，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内容，违反福建程序规定第37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决定书应载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期限及-受理机关的名称，属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规范错误，因此判决撤销行政决定。湖南程序规定第66条规定了执法人员的证件出示、执法人数和调查记录记载事项，未向相对人出示执法人员证件，构成程序违法。

但是，一些地方人大或政府已经制定了行政（执法）程序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13]参见漳平市煤炭工业公司不服漳平市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确认案，龙岩市中级法院（2004）岩行终字第50号。